我国境外投资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自2000年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2002年中国境外投资流量只有27亿美元，到2012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投资已达772.2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28倍，年均增速超过50%，成为全球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3年9月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最新数据，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已突破5000亿大关，达5319.4亿美元。我国有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建立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17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遍布全球近80%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2012年，在全球投资下滑17%的情况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增长17.6%，创下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次跻身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列，其中民营企业又是我国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

       一、我国民企走出去的八个特点
       促使我国民企走出去的动因主要有：寻求海外市场、资源、资本、技术、品牌和人才六个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民企海外投资主要呈现出以下八个特点：
       （一）投资占比超过国企。民企参与的海外并购数量快速增长，在我国境外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的总量中，民企已超过一半以上。从2009-2011年的不足44%上升到2012年的62.2%，首次超过国企。
       （二）投资增速不断加快。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起，我国民企海外投资并购增速不断加快，到2013年的5年间，民企海外并购总额约510亿美元，增长600%以上，与之相应的是海外并购总额从2005年至2012年复合增长率为31%，其中仅2012年就高达255亿美元，是2008年的7倍，增速远高于我国整体对外并购。
       （三）投资领域逐步拓宽。民企境外投资已由最初的以矿产资源和商业服务为主逐渐向更多领域拓展，其中商业服务、金融、采矿、批发零售、交通及制造业等6个行业占比最大，约占全部行业的88%。
       （四）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过去5年中，民企单宗交易平均金额由3630万美元增至1.78亿美元，增幅近四倍。已由初期的小规模、低水平收购，发展为大规模、高等级的海外并购，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如我会会员企业吉利集团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力帆集团布局非洲、科瑞集团收购全球第二大碳酸锂矿山、振发新能源中标澳洲最大太阳能发电项目、复星国际先后以44亿元人民币买下美国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和以10亿欧元成功竞标葡萄牙最大保险公司若干保险资产，以及双汇国际以71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猪肉加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等。
       （五）成功探索积累经验。我国民企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积累起宝贵的境外投资经验和教训，涌现出一批成功的明星企业，如中兴公司、华为公司、海尔电器，以及我会会员企业联想集团、吉利集团、复星国际和三一重工等。它们的一条共同经验就是敢于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开拓海外市场，学习和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联想集团从2004年并购美国的IBM公司开始短短8年间，就跨入全球顶级电脑企业行列，跻身全球500强；华为经过20多年的打拼，从一家不起眼的小企业发展成世界通信行业高端领域的顶级企业，其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引起美国行业乃至政府的极度隐忧。
       （六）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民企之所以能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商战中占有一席之地，得益于科技和人才。它们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潮头，重视在美、欧、日等当今世界科技人才聚集之地建立研发中心、培养引进人才。如联想、华为、海尔等分别在美、日、法、意和印度等国建立IT、信息、通信、医药、服装等研发中心，广揽人才，迅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践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占据国际人才、科技和产业高地，这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的成功之道。
       （七）大中小企业齐上阵。民企投资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形成点面结合、大中小并进的投资格局。中国现有近万家民企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监理了1万多家企业，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乐等各个经济领域。它们中的大多数规模不大，利润有限，却是投资国所必需的，改善了当地民生，推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国家间关系。
       （八）海外竞争独具优势。国企在海外并购时可能会被贴上“中国政府”的标签，往往因政治因素而阻力重重。与国企相比，民企因政治和舆论等因素造成的投资障碍要少得多。

       二、我国民企走出去的五个变化
       （一）从被动出海到主动出击。与一、二十年前私营经济迫于生计压力而出海闯荡相比，今天越来越多的民企以更加成熟、更有目的性和国际化的视角来制定海外发展战略。据统计，在中国民企500强中，主动走出去的占50%，而我会会员中更是高达80%以上。
       （二）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为抵御风险，民企创造了抱团“走出去”的新形式，它们打破行业和体制界限结成企业联盟，包括民企与民企联合、民企与国企联合，组成产业链集群、优势互补集群，以及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等方式都是近年来创造的民企抱团走出去的有益尝试。近几年我国抱团走出去的企业比例显著上升，如我会会员企业华旗资讯倡导的“爱国者国际化联盟”集合了数百家企业组成企业联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抱团出海联盟；各地地方政府或商会组织企业境外考察和投资，如广东省贸促会带领70家中小企业赴海外考察等都是积极的探索；而境外工业园区的建立则为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机会，如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埃及、赞比亚等非洲国家，以及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都建有各类工业园区。
       （三）从盲目投资到先期调研。民企经历无数的经验教训，越来越重视对海外投资的先期调研工作，包括对投资环境、投资项目、商务信息、市场分析，以及当地政治、文化、风俗、宗教等因素的调查，显著提高了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如前所述吉利、复星、双汇和引起世界轰动的联想收购IBM等一大批民企海外收购的成功，无一不是事先进行了缜密的调研，标志着我国民企海外收购开始出现由盲目到自觉的转变，这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从自生自灭到自我防护。我国民企早期的海外投资与并购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既不了解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也不甚了解所在国的投资环境、政策及文化背景，更没有风险、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只要有项目，听说能赚钱就轻易出手，结果成功率很低，有些甚至血本无归。民企经过多年的实践，大大增强了风险意识和防护能力。
       （五）从孤军奋战到借助平台。企业越来越多地借助政府平台、商会平台和国企平台开展海外业务成为一个新趋势。近些年，随着国家层面鼓励和扶持民企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强，使企业能够更多地借助政府的支持平台更加便捷和放心地走出去；随着商会自身建设的完善和服务能力的提升，特别是随着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下放，商会将承接政府部门下放的部分职能和审批权限，使民企能够借助商会平台更多地获得走出去的信息、签证、项目、风险防范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服务；同时，随着国家混合所有制的实施，使民企也能够更多地借助实力雄厚的国企平台走出去。
       上述变化，给民企海外投资带来了三大成果：一是积累了走出去的丰富经验，二是具备了相当雄厚的资金实力，三是达到了一定的技术和产业规模。

       三、制约民企走出去的三个方面
       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尽管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企走出去的政策、法规，但民企境外投资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有些是体制造成的老问题，有些是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严重制约了民企向外发展。这些制约因素可归纳为境内、境外和自身三个方面：
       一是国内因素。突出表现在体制与支持体系上的制约，如审批程序仍然繁杂，融资渠道仍然不畅，外汇管制仍然过严、出境手续仍然难办等，政出多门，缺乏协调，致使相关政策难以到位，其中有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据对民企500强调查显示，与2009年相比，2012年认为审批程序复杂的企业不降反升，由120家增加到130家，增幅8.3%。
       二是国际因素。突出表现在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和投资对象国政策的变化。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后果未消、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引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导致地区政治局势动荡和投资国政策变化，再加上地区战乱、恐怖主义，以及种族文化的差异等，使我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增大。近几年我国企业遭起诉、制裁、突发事件，以致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事件陡增。风险防范和安全保障问题十分突出。
       三是自身因素。突出表现在企业的国际化人才瓶颈和跨国经营能力不足。民企在行业、实力和素质上千差万别、高低不一，但普遍存在缺乏走出去信息，缺乏国际化经验，缺乏资金支持，缺乏海外经营管理人才，以及不善跨文化沟通与管理、抗风险能力较弱和无序竞争等问题。

       四、对促进民企走出去的五点建议
       （一）建立政府各相关部门的统一协调机构。如在境内外设立专为民企投资服务的常设协调部门，包括国内部门的协调和政府各部门派出机构间的境外协调与管理；简政放权，简化各类程序，切实解决诟病已久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无形门”等问题。
       （二）建立由商会参与、决策的服务工作机制。借助当前正在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大力提升商会的职能和作用，在促进民企走出去战略中，商会不应仅限于参与意见，还应参与决策和管理，如参加境外金融贷款、高访、企业评审、评估、协调、授权商会进行相关统计工作和民企境外投资登记报备等，这符合当前中央关于官退民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方向。
       （三）支持商会设立海外服务网络。鉴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遇到的有效管理难、信息收集难、安全保障难等问题，为协助和配合我驻外机构做好民企境外的服务、管理、协调及信息报送工作，建议主管部门研究和支持我会在重点地区和国家建立分会和派出人员。
       （四）支持推动“三化”“一联”战略。根据目前民企走出去存在的瓶颈和对会员企业的走访调研，我们提出了“三化”“一联”的新思路，“三化”即资本民间化、投资多元化、经营本土化。资本民间化有利于实现民企取代国企的境外投资主导地位，投资多元化有利于解决融资难和化解风险，经营本土化则有利于解决民企走出去普遍存在的与当地关系理不顺和水土不服等问题，从而利于企业在海外的生存与发展；“一联”即国企与民企联合走出去。国企实力强大，但却存在管理僵化和因其政府背景在海外处处受限等劣势；民企自主灵活，却有实力大多不强和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弱点，因此二者合作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抱团出海，无疑将事半功倍，但这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扶持与协调。
       （五）支持商会筹建民企境外投资培训机构。建议政府部门在商会为民企走出去进行能力、素质、意识、基本常识和外交礼仪等专业化培训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使民企走出去的国际化和规范化迈上一个新台阶。
（转载自《商会资讯》2014年第8-9期，本文系我会向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的汇报材料，此次刊登前又做了新的修改和补充。执笔：何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