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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趋势 胸装全局 防范风险 做好服务

作者:信息部  来源:CICCPS  发表时间:2017-07-12 11:44:08

在全国工商联非公有制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培训班上的交流发言

 

序言:
    目前,据保守统计,中国有海外企业5万多家,其中民企超过90%。而海外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2016年已超过一万二千亿美元,其中民企占比约为四分之一;流量达到1800亿美元,民企占比首次超过国企,接近60%,这一比例,在2008年只有14%;2010年为29%;2013年达到35%;2015年占到45%。据有关专业调查机构的问财数据,2016年共计有6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海外并购活动,其中民企有45家,占比达到69.23%。
在中国海外投资大军中,作为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毫无悬念的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占据主力军的地位。然而,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国际经济合作交流中问题多多,矛盾重重。除了一些上市公司和大型民企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多数民企很难抵御境外风险。体现在:一是防范意识弱,不少企业只是在出现了风险后,才去重视;二是防范视野窄,不能从全球风险做出评价;三是防范办法少,出现风险后,就事论事,没有系统解决方案;四是防范预警差,少有风险防控的预警机制;五是防范服务缺,主要是多数商协会不能提供预防和应对海外风险的人才、机制和能力。
       鉴于以上情况和今天我们学习交流的对象,我从两大方面和大家进行一些讨论:
       今天总体上我要和大家交流的问题两大方面:一是全球视野看国际投资风险,其中包括三个内容;二是企业、商会应对投资风险,内容也是三个方面,加上开头介绍情况的前言和结语概括介绍我会在服务企业防范风险所做的工作。这样共有八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全球视野去看国际投资风险
       二、企业、商会应对国际投资风险

       下面,谈第一个问题:
       一、全球视野去看国际投资风险
       (一)当前世界经济新的特点和趋势
       在了解国际投资风险时,重要的是对当前世界经济的趋势有一个基本认识。
       当前,世界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关键当口。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与投资低迷,全球性挑战加剧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回顾2016年,我国发展面临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7年来最低,国际市场波动加剧,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突发多发的外部环境。2017年,世界经济发展既面临挑战,又充满机遇,也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具体表现在:
       ——经济低增长与贸易低增长并存。
       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已成常态,贸易收缩也将成为常态。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上调了一个百分点,但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并没有改变。世界银行认为2017年全球贸易充满不确定性。世界银行还认为: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对政策的稳定性,特别是对经济贸易政策的稳定性造成极大影响。
       ——低利率与低通胀并存。
       全球货币竞相贬值,导致了全球低利率乃至负利率蔓延。绝大部分国家和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预期低于2%。简单的说,通货预期就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率的心理预期。
       ——美元升值与非美货币贬值并存。
       2017年,美元指数将保持强势态势,美元汇率处于上升通道。世界非美元货币纷纷贬值。4月25日,人民币兑美元为6.8833元兑1美元,受习主席访美影响小幅走高。
       ——高债务与高杠杆并存。
       2017年全球债务总量将上升至67.31万亿美元,全球主权国家债务风险持续加大。
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近年来居高不下,一直在百分之一百零五左右。
       ——更多标准贸易规则与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并存。

       有人认为2017年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浪潮兴起,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粉墨登场.
全球有三分之一贸易救济措施直接针对中国,中国已连续21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与新一轮产业转移并存。
       2017年,随着中国制造业各类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东南亚、南亚、非洲转移,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目前,谷歌、福特汽车、惠而浦等部分组装业务都已签回美国。
       ——绝对贫困人口下降与相对贫困人口增加并存。
       全球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不断减少,但,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人口却在增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贫困人口进一步下降至7亿(占全球人口的9.6%),全球仍有20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3美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困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内在动力增长并存。
       2017年全球35%的经济体都会进入大选之年,各种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但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与互联网革命的结合将导致世界经济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2017年,多数经济体包括欧盟不少国家都将进行大选,这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后,许多不确定性加重,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将直接影响欧洲经济复苏。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态势,尽管中国经济正处于新的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但我国正在实施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构建自贸区网络体系,加快“一带一路”战略,开放的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仍然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次习主席与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会面,至少让全世界又松了一口气,特朗普用“巨大进展”和“非凡关系”来称赞这次两个大国元首的会面。虽然,没有人指望一次元首会面就能将两国矛盾化解,但至少,对双方寻求扩大合作,管控分歧打开了一扇门。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两人在会晤中讨论了从朝鲜到网络安全等一系列话题,为未来对话建立了新的内阁级框架。
       (二)全球投资风险区域评价
       鉴于全球经济恢复迟缓,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地缘政治风险和地区紧张局势难见缓和;我国已经“走出去”或有意“走出去”的企业应密切关注全球投资风险、加强安全防范意识,不断提升海外投资风险管控和应对能力。
       ——亚洲投资风险。
       亚洲一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风险相对较低,但区域风险类型差异较大,中国企业依然要注意战争、政治、违约和金融风险等。
       西亚、中亚地区的战争风险及恐袭风险较高,尤其是巴基斯坦、阿富汗、约旦、叙利亚、土耳其、沙特、科威特等国家战争、恐袭不断。连印尼首都雅加达也未能幸免。亚洲地区的政治风险不容忽视。蒙古国去年5月修改选举法引发人民不满,为对蒙投资环境产生影响。此外,东盟地区的金融和违约风险较大。2016年美联储加息,也影响了东盟一些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
       劳工方面,必须关注两国政府间的劳工输入协议,避免劳务纠纷。在中东进行投资的企业,尤其要关注合同诈骗风险,如对外承包工程存在保函欺诈和合同欺诈行为,中国公司在卡塔尔遭遇过多起这类事件。
在老挝,应特别警惕合同违约风险。2013-2015年,我国在老挝承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时,便与业主产生纠纷而无法结算工程款,银行保函被业主兑付,损失巨大。
       ——欧洲投资风险。
       经济风险方面,欧洲整体经济虽有所复苏,但情况依然严峻。英国面临实体经济空心化和过渡依赖资产价格上涨的风险;法国面临复苏基础薄弱,结构性改革不足;德国则不得不应对外需不足和希腊债务冲击的风险。俄罗斯经济面临西方制裁且过渡依赖能源出口,能源价格下跌对俄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短期改变。
政治风险方面,反欧盟政党受到选民欢迎,乌克兰危机演化成威胁欧洲安全的国际危机。欧洲的安全风险、诈骗风险也要越发警惕。尤其是伊斯兰国对欧洲产生较大威胁,难民潮的冲击对中东欧安全形势形成挑战。2015年以来,欧洲多次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尤以法国、比利时的恐袭严重。此外,中东欧的合同诈骗风险也比较高。在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都曾发生过网络诈骗外企事件,中国企业要尤为注意。
       ——非洲投资风险。
       非洲投资除了警惕战争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以外,还要警惕疫情风险。
       非洲恐袭常有发生。喀麦隆、科特迪瓦、乍得、索马里、肯尼亚重大事件频发。尤其是人身财务安全风险方面,中资企业多次在肯尼亚遭遇人员劫持事件。经济风险方面,埃及通货膨胀率持续高位。几内亚比绍新政府在2015年颁布政令对几内亚比绍木材增加新的税费,对几内亚比绍投资木材要格外谨慎。经济依赖石油的非洲国家,如乍得等国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受到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非洲大部分国家经济不发达,生活质量差,疫情风险一般较高,兹卡热、埃博拉病毒都成为影响非洲国家发展的重要桎梏。
       气候变化也会给投资非洲带来消极影响:由于降雨稀少,与水有关的疾病发病率奇高。
       ——美洲大洋洲投资风险。
       美洲大洋洲除了注意传统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疫情风险也要引起重视。
       经济风险方面,巴西政治动荡一定程度影响了经济发展。2015年巴西经济陷入衰退,是20世纪30年代最大的衰退。政治风险方面,墨西哥高铁毁约事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中资企业不熟悉当地法律、政治。
       美洲大洋洲地区近年来病毒疫情时有发生,比如:寨卡病毒爆发于巴西,扩散到20多个国家,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2013年厄瓜多尔因甲型流感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安全风险方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治安形势趋于恶化。2015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家中国公民经营的超市、酒吧发生盗抢事件。在盗抢事件中,一位中国公民遭受枪杀死亡。此外,该地区还需警惕汇率风险。由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墨西哥本国货币持续贬值。由于汇率贬值,可能出现墨西哥企业推迟履约的情况发生。
       从墨西哥汇率风险看,2016年墨西哥本币货币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达到70%,成为全球主要货币贬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之一。
       (三)国家风险评级总体情况
       根据2016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和中国信保国别风险研究中心初步划定65个“一带一路”重点国别风险异动情况给出的参考评级,可见如下列表:


       上表表明:发达国家评级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投资风险低,其中,德国是唯一AAA级投资目的地,排名第一,美国和英国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9国的相对排名下降。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低风险级别仅有新加坡,28个国家的风险级别为中等,6个国家的风险评级属高风险行列。

       根据中信保最新风险评价,整体来看,“一带一路”国家评级为5-9级的国占比84%;区域绝对风险水平处于相对高位。国家风险水平下降的国家有阿富汗、伊拉克等14国,占比21.5%;国家风险水平不变、评级保持稳定的国家有印度、印尼等37国,占比56.9%;国家风险水平上升,评级下调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13国,占比20%。
       就“一带一路”国家主要行业的风险看:
       ① 能源行业:能源投资大,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治风险,其次是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能源投资高风险主要集中在南亚、西亚、北非。这些地区战乱频繁,恐怖主义横行、政府管治能力低下。
       ② 农业:农业投资面临的风险除了传统的政策制度风险、市场竞争风险,还有特殊的环境、气候风险等。政策、制度风险比较敏感的是土地政策。境外企业在东道国达成土地协议后,往往会受到政治干预。竞争风险,主要是受欧美等先进技术挤压。
       ③ 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的海外投资都会面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法律、文化等一系列风险,但有所差异:投资发达国家,面临投资保护主义风险,如冠以“国家安全威胁”;投资发展中国家,多面临法律违约风险,单方面撕毁合同,就“一带一路”周边国家,非洲、中东和中东欧和拉美国家而言,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合作面临的风险主要是员工人身、政策更迭、汇率波动、贸易管制、政治干预、税收、利率等方面比较突出。
       ④ 建筑房地产:不同国家建筑房地产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各有差异,市场需求和竞争也略有不同,建筑房地产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多而复杂,涉及政策风险、信贷风险、汇率风险、诈骗风险、劳工风险和竞争风险等。信贷风险是这一行业的主要风险,建设周期长,资金需要量大,融资困难,境外企业经常遇到资金短缺的风险。

       二、企业、商会应对国际投资风险
       (一)国际投资风险简述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一带一路”建设是重点所在。无论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组织国际并购、参与国际三P,都会遇到不同风险。概括的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风险归类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发生的政治事件或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时,对投资主体所造成的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1)政治更迭,政策或法规变化等所导致的风险;(2)东道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政府手段阻挠企业正当的投资经营活动;(3)政局不稳,国内党派之争致使国家法律、政策不能实施或缺乏连续性;(4)国际投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以保护就业和民族产业为名,对外资企业的投资进行歧视和阻挠;(5)政府毁约、违约;(6)政府腐败形成的效率低下和潜在风险。
       案例:三一重工诉奥巴马案
       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了美国俄州的一个风电项目并取得了这个项目建设的所有审批和许可。但,这一项目靠近美国一军事基地,美国以涉嫌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立即停工,奥巴马还签署了总统令。如此,三一重工的投资不但打了水漂,而且,美国政府甚至禁止三一接手项目。三一集团认为,美方做法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逻辑,于是通过收购的罗尔斯公司分别把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和签署总统令的奥巴马总统告上法庭。
       2、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国际投资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内,由于各种不确定经济因素的存在,客观上导致国际投资项目的实际收益与预期值之间的差距或国际投资的经济损失。
       经济风险主要是指:(1)国际经济形势对企业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如全球性有效需求不足,对生产国产生的生产过剩和失业,以及受国际市场动荡影响,如石油价格持续下跌,使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经济受到沉重打击;(2)经济风险也包括了金融汇率风险、外汇风险、利率风险和税务风险等,尤其是金融汇率风险。美指持续上升,其他货币汇率持续下滑,国际资本回流美国,使资本外流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金融汇率风险案例:上海一家制造业公司,通过中国制造网接到法国客户订单金额45万元,用欧元结算。因美元在当月波动较大,而且很多机构都鼓励企业改用欧元结算,当时欧元汇率还在11.5-11.6左右,但到五个月后的结汇时,欧元骤跌,一下子跌到了8.6,汇率变动让该公司受到严重损失。
       3、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是由特定国家与地区政治、军事、宗教、灾害、疫情等外部条件对企业人身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
       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局部局势动荡,地缘政治形成的割裂,尤以中东、非洲的安全局势日趋严重。如伊拉克、阿富汗政局动荡,巴以冲突旷日以久,乌克兰局势难料;(2)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破坏十分严重;(3)自然灾害,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上升。如当初我国的非典,非洲的埃博拉、兹卡热等病毒都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4)社会治安不好,会对企业和人员产生巨大的心理和生活与工作压力,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将直接对企业和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
       安全风险案例:利比亚战乱给中国安全利益带来的严重损失。1978年我国与利比亚建交以来,我国在利比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利比亚有许多合作项目,利比亚也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而随着这一地区局势动荡而最终演化成的利比亚战乱使中资企业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加上大规模的撤侨行动,总的经济损失达188亿美元。
       4、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多存在于因不同国家法律体系的不同和差异性而产生的在理解、把握和使用法律时出现的矛盾与问题。
       法律风险具体表现在:(1)不了解投资国的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外汇制度、劳工制度、政府审批程序等;(2)政府与企业违约风险,一些国家政府官员法制观念不强,缺乏诚信,对已签好的协议置若罔闻,造成政府或企业违约,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3)通过虚假合同进行欺诈,由于企业没有很好的进行项目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经常出现中外企业被欺诈的情况;(4)不少中小国家法律制度不完善,因此项目无法落地,即使落地,其权益无法得到保护;(5)由于律师水平和语言等问题,不能解决企业特别需要的法律需求。
       法律与监管风险案例:2013年的墨西哥坎昆“龙城”项目,是来自中国的3000家企业计划以常年展的形式通过会展推广中国产品打开墨西哥和拉美市场。墨西哥生产部门和工商联盟坚决抵制龙城项目,联合向项目所在地的州长施压,在多重阻力下2013年4月,墨西哥坎昆市政府以不符合环境等法令规定驳回了“龙城”建设许可证,并表示该决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作出的,给项目造成巨大损失。
       5、管理风险。
       企业的管理风险是指企业层面如何减少管理成本,既考虑如何保证投资及时产生效益,同时考虑市场波动风险的管理措施。
       管理风险主要包括:(1)跨文化管理风险,由于不懂投资国的文化、风俗、习惯、禁忌以及宗教信仰而出现的问题比比皆是,不了解一国文化而贸然进军海外一定会碰钉子、吃苦头;(2)水土不服风险,缺少精通业务又会外语的管理人才。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聘请的管理人员绝大部分为国内派遣,用工成本高,又不能及时融入当地,造成水土不服;(3)信用保障风险,中方投资企业对国外的交易对手合伙人、债务人等业务伙伴不甚了解,会增加自身的信用风险程度;(4)结算索赔风险,海外投资项目完工了拿不到钱的情况很普遍,结算索赔风险能否得到支持也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文化管理成功案例:吉利收购沃尔沃的跨文化管理成功案例说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并购已成为跨国公司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大部分并购最终失败主要是并购后文化整合失败引起的。而吉利收购沃尔沃为例,运用“霍夫斯蒂德”的文化维度模型分析中国与瑞典的文化差异,进而比较吉利与瑞典沃尔沃企业文化的差异。形成吉利与沃尔沃的企业文化包容性整合,以成功的本土化经营和跨文化整合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树立了典范。
       (二)企业应对与防范风险
       1、制定企业全球化顶层设计。
       无论企业规模和行业,任何企业“走出去”都应该知己知彼,对未来长远发展进行运筹帷幄。其中,对全球经济发展以及所处行业的国内外市场变化趋势,以及目标国政治、经济、安全与法律状况、跨文化管理和企业自身条件进行专业评估。坚持做到,做足功课和有准备的“走出去”。
       2、搞好具体项目的调研论证。
       在对外投资之前,企业一定要加强对投资目标国各方面信息的综合调研,包括社会人文环境、法律环境、项目现场勘查、施工资源信息、是否有技术控制、与项目研发团队的关系、自然条件、有无流行性疾病和不可抗力事件等。同时,进行国际市场行情变化的分析预测,对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做出清晰判断。
       3、重视谈判,要请有经验的专业团队。
       合同谈判是对外投资的重要步骤,也是综合抵御各类风险的关键环节,必须认真对待。因此,一定要邀请有经验和胜算的国际专业团队,明确实质性条款与企业重大利益目标的实现。和国内项目不同,海外项目谈判重大利益的任何让步,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4、尽最大可能进行本土化经营。
       企业海外投资的本土化经营既可解决跨文化管理问题,又可以凭借本土化资源处理好与当地政府、议会及社区的关系,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通过当地雇工、依法经营、纳税并建立良好的中资企业的正面形象也能争取政府、社会及当地居民对项目的理解、支持,规避投资风险。
       5、充分利用保险等专业风险机构。
       通过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企业自身利益,可以通过购买海外投资保险的办法来规避包括政治风险在内的各类相关风险,以通过支付保费,把自己要承担的风险转移至保险公司。中国企业选择中国信保往往可以稳定债权人信心,从而顺利实现债务融资,筹集款项并使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降低。
       6、采取积极措施规避市场风险。
       在规避市场汇率风险方面尽可能采用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工具,为自身提高控制汇率风险能力。如远期合同套期保值、货币期货套期保值、货币期权套期保值以及汇率锁定等。从利率市场化角度,为规避利率风险,贷款可采用不同期限贷款的合理组合来降低总的利息支出。同时,关注该国经济发展走向,延长产业链,实现与上游贷种的来源地与下游市场的互补与联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7、强化海外企业的综合管控能力。
       海外企业不同于国内,要有更多的管控能力才能及时解决随时遇到的各类复杂问题。企业可以通过设立海外办事机构和海外投资平台,建立统一领导、明确分工、协同作战的组织保障;外部引进激励机制、合理薪酬,建立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保障;通过高效、多形式的资金运作模式形成的资金保障,以及采取多种形式对用工成本的控制等等,以确保企业管理的高效可控和健康运行。
       8、增加有效安保投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海外投资企业人员安全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建议企业在海外投资预算中对安保支出要舍得出钱。如雇请安保团队、购置安防设备、增加卫生开支。要建立企业海外安全保护机制,加强员工自我保护教育,和当地政府、警察机构进行合作。要很好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社会认可。尤其要充分利用当地中国使领馆的领事保护,使企业员工生命财产万无一失。
       9、及时掌握信息,建立危机预警机制。
       要同当地政府部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经商处保持经常性的沟通。通过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等政府官方网站及其他有效渠道获取所在国的政治动向。针对存在的风险,事先制定应急预案,以从容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10、善用海外商会组织服务功能。
       海外合法商会组织具有与政、商等社会各界充分的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因此,建议海外企业尤其是实现本土化经营的企业应有选择的参加本土商会,获取本土资源和服务。有能力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在这些商协会组织中获取更大的话语权来参与社会服务,提升品牌影响力,有效实现抗风险能力和海外发展目标。
       (三)商会应对与防范风险服务。
       1、全面提升商会国际化能力。
       目前我国有约67万家商协会等社会组织,全国工商联系统也有约4.4万家专属服务民营企业的商会。据了解,按照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多数商会的国际化程度普遍不高。服务企业国际化,尤其是帮助企业防范国际投资风险的能力较弱。因此,全面提升商会的国际化能力是广大商会为企业防范国际投资风险提供服务的重要前提。
       2、搭建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服务平台。
       有条件的商会可以单独组建或通过合作方式与具有资质和经验的法律服务机构共建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服务平台,有针对性的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和帮助企业海外投资提供风控建议。不能设立法律服务平台的商会,也应通过聘请法律服务顾问帮助企业提供相关咨询。
       3、开展海外投资防范风险培训。
       商会可以组织对会员企业“走出去”的海外投资防范风险的培训。邀请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律师等专业工作者和有实战能力的企业家、企业法律及风控部门负责人介绍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案例和注意事项,指导有需求的企业通过培训来提高对海外投资风险应对与防范的认识和措施,并建立企业与专业机构的紧密联系。商会还可以通过组织编写年度企业“走出去”风险防范案例选编用于培训和企业海外投资借鉴。
       4、加强诚信建设,协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商会有责任通过服务,帮助和指导企业加强诚信建设,协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以诚信形象和在所在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最好的风险防范基本功。目前,根据国家大力推动建立的企业追溯体系,不仅在国内,也已经在国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正面影响。诚信企业无疑是进军海外的铺路机。
       5、协助企业利用专业风控与舆情机构。
       企业“走出去”进行风险管控的最好办法是利用好专业风控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专业舆情机构的服务。尤其是商会可以帮助企业通过中国信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理赔服务,对政治和商业保险造成损失的最高赔偿比例可达90%;而出口信用保险、保险单下的最高参与比例可以达到100%。
       6、抱团取暖在海外建立产业园区。
       实践证明,通过商会的组织协调,在海外建立产业园区的办法是抵御海外风险十分有效的途径。不仅可以统筹协调产业合作和园区规划,改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取暖,进行民企之间,民企与国企之间、上下游之间的资源整合,还可以由园区服务部门代表园区内企业同所在国政府协调相关政策、法规、税收、金融等问题,由此最大限度的进行整体的风险防控。
       7、反映海外险情,提供政策建议。
       商会凭借与海外机构的联系以及其会员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遇到的各类风险,可以搜集整理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同时,对相关问题组织专家论证,集中有益的意见和措施通过商会渠道和智库组织,以及通过两会提案等形式争取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的相关问题能够引起政府重视并切实得到解决。信息报送即是商会服务企业“走出去”防范风险的重要渠道。
       8、聘请国别顾问,推动商会“走出去”。
       商会可以依托中国驻外使领馆或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退休外交官,以及外国专家、企业家等,聘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人士担任商会国别事务顾问,以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与国别风险咨询。商会还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在海外设立办事机构或分会,建立自身的风险防控渠道和预警机制,为企业提供相关风险防控服务。
       9、引入国际化安全管控人才和团队。
       商会可以根据国际安保的服务需求,与国内外安保组织建立协调合作机制。鉴于国内安保体系和人才不适应安保的国际化要求,可以组织国内外专家培养国际安保特殊人才,服务国际安保需求。商会仍可以通过建立国际安保服务中心整合社会资源,为更多的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安保服务。
       10、搭建“一带一路”商协会合作平台。
       当前以及今后国际合作的重点方显是推动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包括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内转型升级。为防止企业“走出去”受到各类风险影响,商会通过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协会合作平台,组织商协会间的双边、多边合作既可以推动项目落实,也可以加强工作沟通,深化国际合作,用做大做强中外合作平台,全面增强和服务企业的综合抗风险能力。

       结语:
       二OO九年,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听取民营企业家汇报时,特别强调:“一要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二要趋利避害,防范风险。”2015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重要场合至少8次提到过抵御风险,要求“要高度重视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
       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成立五年多来,坚持贯彻“走出去”战略,把服务“一带一路”作为重点工作,坚持要做有思想的商会,努力打造有能力的商会,积极建设有愿景的商会。在服务民企国际合作和推动企业重视法律风险防控上,
       一是建立了专业法务服务机构和国际安保中心,专司服务民企海外维权;
       二是通过举办中国境外中资企业年会、中国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民营企业防范风险峰会等大型活动,交流民企海外投资的经验与问题;
       三是组织民企“走出去”防控风险培训班,编写民企风险防控案例,定期发布民营经济国际合作蓝皮书;
       四是与中国信保、中国银行等专业机构建立服务民企防范风险的工作合作机制;
       五是编印民企“走出去”履行社会责任纲要,发布民企“走出去”履行社会责任倡议书;
       六是争取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推动商会“走出去”;
       七是邀请国别事务高级顾问,组织“一带一路”国际智库,为民企“走出去”防范风险提供智库支持;
       八是利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授予我会“民营企业走出去信息报送主体机构”,为政府主管部门及时输送海外重要信息,进行舆情报告;
       九是利用我会“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媒体联盟”和召开“中国民企走出去与媒体作用峰会”,宣传民企“走出去”防控风险的重要意义,总结推广先进典型;
       十是建立“一带一路”商协会合作联盟和中外合作工作委员会机制,搭建直接服务民企“走出去”的工作平台。
       正是我会积极推动民营企业国际化,注重商会能力建设提升,我会自成立以来连续五年荣获全国工商联先进直属商会;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在“中国经济论坛”上被授予全国社会组织中唯一的中国创新榜样称号。
       通过这次培训,我会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发挥国际商会作用,为全面推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努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王燕国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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