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要核算“道义成本”

    我国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潜力、建设能力和资金实力，根据各国的市场技术和资源禀赋情况，加快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同时，提前规划引进来项目，通过不断吐陈纳新，既实现产业稳定向高端迈进，同时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

       对于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来说，拿出完整的两个小时来接受记者的采访几乎不可能，或者因为常年从事外经外贸工作，见识了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反而可以洞见事物本质变得话语简单。于是，调研过程中记者只得拿着长长的采访提纲，见缝插针般不断请教，在陈健零星的讲述中，记者慢慢拼接出一幅我国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方法和路径。

       针对当前的逆全球化潮流，陈健的观点是，“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时而有些争论也是正常的。应当保持定力，不必过分解读。我国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潜力、建设能力和资金实力，根据各国的市场技术和资源禀赋情况，加快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同时，提前规划引进来项目，通过不断吐陈纳新，既实现产业稳定向高端迈进，同时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

       针对当前热议的“一带一路”、供给侧改革、国际产能合作，陈健的逻辑是，国际产能合作是供给侧改革重要的着力点，“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是一个整体概念，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是“走出去”，也包括“引进来”。“我们之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因为我国同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所谓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就是要提供有效供给满足整体需要，对不需要的调整出去，需要的补上去。怎么‘补’？无非两个途径，一个靠自己创新，就是发展新经济；第二就是把国外的技术、产业引进来。因此，国际产能合作是供给侧改革重要的着力点。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时讲到点线面的思想，产能合作就是着重在点上下工夫，形成了有放射效应的经济节点，才能把‘一带一路’真正地建成，如果没有这些经济节点，光通路是不现实的。两者虽各有侧重，仍是一个整体概念。”陈健解释。

       产业梯度转移是经济常态

       产能合作不是纯粹的经济学概念，我们也不必拘泥于理论概念，产能合作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

       既然产业梯度转移是经济常态，我们要学会用市场的办法来进行转移。

       面对国际产能合作概念的提出以及由此引发的纷扰，陈健十分清醒，“产能合作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2005年开始搞的境外经贸区，都属于产能合作的范畴。虽然产能合作不是纯粹的经济学概念，我们也不必拘泥于理论概念，产能合作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30年前正是因为我们做出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正确战略决策，才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当我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达到一定阶段后，也需要把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能转移出去，同时，承接一些更高端更具科技含量的产业。这种转移对有关各国的发展都是有益的，一定是互利共赢的。”

       据悉，产业的梯度转移现象即高端向低端的转移，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引进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现在有很多国家劳动力成本比我国低很多，那么这一类型的企业自然按照市场规律离开。现在中国注重引入更高端的产业，因为目前中国的产业在中端、还不是在高端，低端产业走出去、高端产业引进来，这符合客观规律。陈健强调，人类科技进步不会停止，因此，产业革命会不断进行，在此基础上，产业梯度转移就是今后的一种常态，我们要慢慢适应新的国际分工，并当成经济常态来处理。

       陈健还表示，既然产业梯度转移是经济常态，我们要学会用市场的办法来进行转移，“当年建筑行业在国内吃不饱，商务部就做了两件事，一是降低门槛扩大并优化经营主体，让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二是推行便利化，政策上实际没有多少东西。2001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不到100亿美元，不到十年时间发展到千亿美元规模。我们当时就算一本帐，基建行业人均年产值10万元，国内只有那么大市场容量，而且每年有大量毕业生充实进来，释放出去就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在发展对外投资过程中也要更多地便利化，才能把它发展好。”

       海外拓展市场要允许失败

       真正强大的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政府不要当保姆。

       中国企业的成本核算不完全，光算劳动力成本低，法律、社会责任、道义成本都没算。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舞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收获了许多惊喜，也有不少遗憾。对此，陈健表示，“真正强大的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政府不要当保姆，你让企业干，摔一跤，谁都长教训。过去我们一听激烈竞争就着急，中兴和华为的竞争结果是自身发展了而诺基亚被打败了，深圳今天成为庞大的手机基地。我们一定要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基本理念，不要顺着习惯的思维定式想问题，市场竞争的结果是空间更大了，企业活力得到充分激发。我们只需告诉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我们必须守法经营，至于走不走，怎么走，那是企业考虑的事。”

       面对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遇到的挫折，陈健分析称，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上的确存在扼制中国发展的力量，也有些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会感到不舒适，而且，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因素都会对中国企业构成威胁。谈到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陈健将其分为四类：首先，中国企业在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层面的意识比较欠缺。“中国企业的成本核算不完全，光算劳动力成本低，法律、社会责任、道义成本都没算。我们和一些非洲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双边关系，这是多年无私援助打下的基础，企业不能只是坐享其成，也要为这个关系作点贡献，这就是道义成本。”；其次是短期行为；再者是经营管理粗放；最后是对自身缺乏正确把握，导致商业贿赂、不尊重当地法律法规和文化风俗等问题。

       利益冲突并不是陈健最担心的话题，他想得最多的是文化冲突，“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融合的办法呢？我想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一个五步曲：首先是承认，承认相互的差异；二是沟通；三是沟通完了之后要理解；四是理解之后要包容；五是包容之后发展到相互欣赏。我们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也要学会包容和欣赏域外的文化。”

       对于一些国人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失败案例动辄上纲上线，陈健表示，总体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成功的多，失败的少，失败无非是情况不熟、经验不足、水土不服、考虑不周等，但是比起成功来，失败是其次的，当然我们要从每次失败中认真汲取教训，以减少发展成本，但我们不必放大谈。陈健还谈到，当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有人表示时机未到，一方面国家仍以出口和引资为主，另一方面企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什么叫完全准备好，学游泳可不是等要领念得滚瓜烂熟后才下水的，要坚决抓住战略机遇期，鼓励中国企业大胆‘走出去’。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市场时间并不长，它没有经历西方企业自由竞争这么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不是很成熟，我们改革开放才30多年，必须看到中国企业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是不断适应国际发展的过程，如何使得中国企业加速发展，适应国际需求？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政府营造环境而非抓项目

       10多年前我们起草文件时就已经把‘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原则确定下来，不过，事实上政府的不当干预还是会有，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仍然需要认真地厘清。

       切实加强统筹协调，注意统筹方法，提高统筹水平，要统筹力量、统筹关系，不要直接统筹项目，避免把统筹演变成直接操盘。

       虽然陈健所在的商务部是一个政府部门，但对于政府扮演的角色，他一直有着充分的警觉，“《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国发[2007]10号）是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第一个全面系统规范和鼓励对外投资合作的纲领性指导文件。10多年前我们起草文件时，就已经把‘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原则确定下来，不过，事实上政府的不当干预还是会有，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仍然需要认真地厘清。”

       陈健并不讳言，“政府应当怎么管？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有领导打过一个比方，高档公寓管得好，为什么？因为服务好，筒子楼管不好，因为没有服务，因此我们应当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这个例子清晰地阐明了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也就是要通过大量的服务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创造好的发展条件，政府要归位做政府的事，即法制、秩序环境的营造和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设。”

       具体到“一带一路”政府作用的发挥，陈健建议，要切实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政府要把握好方向，努力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使地方和企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力量。要善于发现各国利益汇合点，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切实加强统筹协调，注意统筹方法，提高统筹水平，要统筹力量、统筹关系，不要直接统筹项目，避免把统筹演变成直接操盘，充分注意实施策略。同时，为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需加快法律制度安排进程，加快与有条件的国家商签包括双边投资保障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司法互助协定、交通运输协定等在内的各类合作协议，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释放实施“一带一路”的积极信号。

       许多中小企业反映“走出去”遇到各种困难，陈健表示，“不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到外面发展，而是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走出去”是方向，但有一个过程，需要积累经验，培养队伍，提高能力，发展水平不同，谈的问题就不同，不能小学还没毕业就想上初中。”谈到企业融资难问题，陈健认为，“这是企业的经营问题，企业能否融到资，一取决于是否有好项目，二取决于是否有足够授信，三取决于是否能把控风险。不过，政府也需要考虑，间接融资渠道金融系统的外保外贷能否突破，直接融资渠道可否允许项目直接上市等等。”展望未来融资难问题的解决，陈健很自信，“我国金融机构正在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化水平，随着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不断深化，企业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务，这也为我国金融企业自身发展提供了契机。应当看到，这一领域同样面临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可以相信，我国的金融机构一定会应对挑战、不断进步、向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