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风险]缅甸投资风险分析报告

       8月17-19日，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访华，中国国家重要领导人分别会见，这对于开启中缅关系新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缅甸是中国重要的邻国，是一带一路辐射的重点国家，也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国为缅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2014-2015财年中缅边境贸易达56亿美元，同比增加51%。但是，中缅关系也具有复杂性：军政府时期中缅交好，投资贸易快速发展；其后上台的民选政府在中美关系之间平衡，导致中国在缅甸投资锐减，以密松水电站为代表的多个中国投资项目遭遇挫折；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现任缅甸政府对华态度的发展态势。昂山素季访华释放缅甸政府对华积极信号，未来中缅双边关系、投资风险趋势变化值得关注。本报告从政治与社会稳定、经济表现、营商环境以及汇兑情况四个方面分析缅甸投资风险，旨在为中国企业跨境投资提供一些借鉴。
       一、政治与社会稳定
       缅甸正在经历由军事集团在背后推动的民主化改革进程，目前，三权分立的民主框架已基本确立，然而民主改革也进一步凸显了各政治派别在国家形态和发展方向上的分歧。如果军人集团内部保守派和民盟在重要议题上的分歧得不到妥善解决，随着民盟力量的不断加强，肯定会加剧缅甸各派别之间的政治对抗，进而对缅甸政治局势稳定性造成极大影响。另外，由民族矛盾引发的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存在，以及宗教矛盾等问题，都不利于缅甸的政局稳定。
       隐性军政府治理模式在缅甸政治改革进程中仍将发挥核心影响。从2011 年3 月缅甸着手实施政治民主化进程至今，缅甸的政治改革在形式上已经基本完成，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架构已基本确立, 政治运作规则正从军政府为权力中心逐步转向到政府、议会、法院、军队和政党等多个权力中心缓步过渡。然而，虽然军队的决策权被进一步分散，但2008 年宪法仍赋予军队在缅甸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现行宪法规定的特权规定总统需要具备军事经验、立法机构中25%的席位须由军方指定，军队具有有效否定权来决定是否可以修改宪法。因此缅甸军事集团仍是决定缅甸政治走向的最重要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政治运行的稳定性。
       民主改革使得缅甸各政治派别对国家形态、发展方向的认知差异进一步显性化。在中央决策层的横向权力结构上，以原军人集团中强硬势力为首的保守派和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泛民主派之间关于缅甸政治改革目标、改革推进速度的看法不同，尤其是在现行宪法合理性与修改宪法可能性的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随着昂山素季带领的民主派获得执政地位，各方对立、对抗因素不断增加。在纵向结构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缅甸联邦制与民族自治原则的解释不一致，以北部各个民族邦为代表的脱缅势力依然要求实行切实的联邦制，而从根本上看, 上述问题的解决涉及在宪法层面上重新规划现在的少数民族邦权益空间，包括其地方管辖权、民族武装军队的地位以及民族邦的地位等具体问题和安排，而由于缅甸修宪问题的复杂性，短期内恐难达成共识。
       当前身处政治改革期的权力框架并不稳固，修宪问题争端将使缅甸政治未来演变路径更不明确。昂山素季代表的民盟力量当选后，其国内力量有望进一步强化其在立法机构的控制能力，届时政府部门、军方与立法部门关于现行体制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上的直接对抗将难以避免。军队势力将将面临继续改革但失去权力，或者不惜中断改革重新回到军政府体制的选择，而无论哪种选择，都会对缅甸政治局势稳定性造成极大影响，甚至引发长期持续的政治动荡。

       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问题削弱了少数族裔的国家认同感，民族分裂程度高，社会稳定性基础薄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优先于对所属民族的认同是缅甸确保长期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缅甸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首先源于其组成民族众多，缅甸共有8 大族群，135 个民族，历史因素造成的各民族在文化归属、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方面错综复杂的差异与对抗，国家认同度较低。缅族人与其他民族之间存在鸿沟巨大，少数民族普遍认为自身在缅甸政治决策过程中被缅族政治体系边缘化，民族分离武装反抗中央政府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极为普遍，自1948 年缅甸独立起，克伦族、克钦族、掸族、若开族和孟族等民族地方武装都先后与政府军爆发过军事冲突。目前尽管从2011 年8 月以来，政府先后与13 个民族武装签订了停火协议，但与北部克钦独立军、果敢同盟军之间的武装冲突依然持续。我们预计缅甸的民地武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彻底解决，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缅甸军方和民地武之间缺乏信任基础，双方在政治上的诉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缅甸军方实质上掌握解决民地武问题的主动权，但由于民地武问题的存在能凸现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并不急于实现和平; 三是即使政府与民地武通过政治谈判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只要少数民族武装成建制存在，潜在的冲突可能性就难以排除。从地域情况上看,缅北尤其是克钦地区现存形势和未来发展对投资安全的负面影响仍将长期存在。
       不同宗教信众间互信水平极低，仍可能在未来引发暴力冲突。缅甸以佛教立国，境内佛教徒占总人口85% 以上，非佛教徒信仰中，基督教徒占5%（克钦族、克伦族），穆斯林（罗兴亚人）占8%，印度教徒占0. 5%。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与基督徒、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是影响缅甸政治稳定、导致多次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缅甸政府与绝大部分民众认为宾格利人（罗兴亚人的缅甸官方称谓）不属于缅甸人，缅甸政府也从未给罗兴亚人以公民资格。在军政府时期，政府对待境内的罗兴亚人采取压制政策，客观上使得穆斯林和佛教徒的矛盾没有大规模爆发。缅甸进行民主改革后，罗兴亚人被压抑的要求被重新激发，潜在的民族矛盾也浮出水面。2012年6月，若开邦爆发的大规模宗教冲突，曾一度导致超过50 人死亡和超过9 万人流离失所。缅甸长期宗教信仰分歧降低了占人口少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国家认同感，同时随着缅甸政治转型过程中政府对宗教意识形态控制的削弱，基督教徒有更多机会和国外教会、人权组织联系并受其影响，基地等伊斯兰恐怖组织也努力向缅甸穆斯林渗透，使得民族矛盾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受此影响，缅甸的社会稳定状况，尤其是缅西若开邦、缅北克伦邦的社会稳定性不容乐观。
       二、经济表现
       缅甸身处全球最不发达经济体之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缅甸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之一，2013年缅甸名义GDP总量约为567.6亿美元，全球排名69位，人均GDP约为1113美元，全球位列159名（IMF）。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报告中，缅甸得分0.483，位列149名（2011年），在东南亚区域中排名最低。缅甸人口约为5140万（IMF，2014）。作为典型的不发达经济体，全国超过5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9），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2011年全国贫困率为2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初生婴儿死亡率为6.6%（WHO）。
       各产业发展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资源开发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缅甸经济由农业、加工制造业、林业和矿业这几个主要生产部门和以小商业为主的服务业部门组成。在所有部门中，农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最为突出，而农业以建立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为主，80%以上的土地由中小农自行耕种。缅甸工业体系完备性较低, 工业行业主要局限在木材加工、小型机械制造、碾米、印染、纺织、采矿业等初级加工制造业，中高端制造业受制于资金和资本投入不足整体发展较为缓慢。服务业以低端服务为主，金融服务业较为落后，旅游业资源丰富但受制于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度较低而未能充分发展。缅甸国内能源蕴藏丰富，尤其以天然气（储量2.5亿立方米，全球排名约为10左右）、石油（探明储量20.2亿桶，估测储量131亿桶）以及铜、铁、镍、锌、铅、金、银、宝石等资源蕴藏量较高，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缅甸资源开发对外资吸引不断提高，尤其是2010年后，缅甸经济整体处于资源采掘驱动的形态，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的GDP贡献程度加大，相关出口贸易不断走高，矿业采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创汇的主要来源。
       受人为因素影响，缅甸经济增速被高估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缅甸官方宣布1992年至2010年的平均增速为10.2%，2000至2010年的平均增速为12.2%，但受缅甸落后的统计和过时的统计方法影响，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速可信性极低。IMF根据生产指标统计方法（电力销售、水泥生产）估计，缅甸2002年至2010年间GDP平均增速约为4.6%，2009年至2010年为5.0%，2010、2011年GDP增速分别为5.3%和5.5%。
       自2011年启动改革后，缅甸出现了由政府驱动的、快速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局面，经济绩效总体向好。缅甸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最终目标是在缅甸国内建立起真市场经济制度，并推动缅甸逐步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化国家。改革计划聚焦于通过对外开放经济、逐步建设市场化经济制度从而实现高速增长。自2011年开始在金融税收、推进私有化、引进竞争机制、扶持中小企业、汇率自由化，贸易和外国投资体制、建立三个经济特区（SEZ）吸引外资、扩大进出口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求扩大国内外投资者在电信、基础设施、金融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与此同时，与IMF等国际组织紧密合作推进国内经济制度改革。政府把2011/12财年开始的连续五个财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设定为7.7%，同时推行更为均衡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计划在五年内将农业占GDP比重从36.4%降至29.2%，工业占比从26%提升至32.1%，服务业占比从37.6提升至38.7%。在农业、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长的驱动下，2013/14财年缅甸GDP增速有望达到8.25%左右。
       政府主导的经济特征仍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经济运行无法摆脱强政治干预色彩，不确定性较强。尽管缅甸政府放弃了社会主义时代的国有经济体制，并引入市场机制来改善经济状况，但现实中，经济仍高度受到国家控制，2009、2010年政府曾经一度实施大规模的私有化，包括大型航空公司、港口、矿山、工厂、酒店、电影院、加油站等300家企业被私有化，但这些私有化并未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大多数国有属性的企业直接转移到军事集团的名下。目前缅甸的国有经济和类国有经济仍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土地、银行、铁路、电讯、石油、天然气生产以及大型企业都属国家直接或间接所有。缅甸联邦经济控股有限公司(UMEHL) （银行、贸易、旅游、宝石）和缅甸经济合作(MEC) （重工业和大宗商品）这两个由军方控制的集团是缅甸规模最大的企业，基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上一届登盛政府试图通过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从而提升缅甸经济活力和长期经济可持续性，但缅甸军方经济利益集团依然是制约经济改革节奏的主要力量，军方经济利益集团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并从自身核心利益为出发点左右缅甸经济政策走向，未来经济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较强。
       缅甸缺乏持续的、稳定的财政和债务政策来支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2012年缅甸负债率约为48.4%，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处于较高水平。高负债的主要原因是受各类政府主导的行业免税政策以及税基过窄导致的收入不佳、赤字水平走高。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缅甸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持续下降，1990年为5%，至2000年为2.5%。虽然缅甸在2004年和2010年之间天然气出口收入增加，但相关税收收入并未显著上升，税收占GDP的比例在该期间平均为3.6%，为亚洲国家中最低。缅甸政府每年大约46%的财政赤字是通过政府进行国内市场化融资解决的，其余则通过中央银行直接进行债务货币化完成，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缓慢，政府融资渠道狭窄，另一方面在于财政-货币体制关系依然处于计划经济主导之下，未能有效分割。近年来由于政府性工程项目支出扩大，缅甸预算赤字不断走高，在2011—2012财年预计财政赤字达到5.5%左右。目前，世界银行正在帮助缅甸建立公共支出和财务问责制和公共支出审查机制，上述机制可能对约束缅甸财政政策产生正面影响，同时，由于近年来国有经济表现大幅改善，不考虑来自电信发放许可证的一次性收入，2013/14财年的财政赤字有望下降至GDP的3%左右。
       在缅甸政治经济改革的影响下，官方债权人对缅甸政府债务实行减免，减轻了缅甸债务压力。由于军政府期间政府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因而举借了大量的官方贷款。2012年底，缅甸政府所欠官方债务达到11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从日本政府的贷款以及亚洲开发银行（5.17亿美元）和世界银行（4.36亿美元）的贷款，这些组织具有的优先债权人地位，对缅甸政府构成了较大的偿债压力。近年来缅甸逐步推进的政治经济转型为政府解决债务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在日本和挪威政府均对缅甸登盛政府进行了债务减免，多边机构也逐步了向缅甸政府放贷。与此同时，政府与巴黎俱乐部债权人达成双边协议，取消和重组缅甸的部分债务。政府外债拖欠余额占GDP比例从2012/13财年的10.8%降至2013/14财年的4.8%。
       受政府过度干预影响，缅甸过去20年间基本处于货币政策失灵状态，未来短期内受大选影响通胀或进一步推高，中期内有望保持6.3左右水平。缅甸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极差，政府一方面要求央行执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手段来解决财政收支问题，另一方面也采取武断的价格管理措施，例如经常突然大幅增加公共部门工资水平，或者取消相关补贴。上述情况导致缅甸CPI的波动率极高，通胀增速由2006年的20%增长到2007年的35%，在2008年又下降到26.8%，在2009年下降到1.5%。缅甸实行经济改革尤其是与IMF合作推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之后，缅甸通货膨胀率逐步稳定，由2010/11年的8.2%下降到2011/13、2012/13年的2.8%，预计未来五年内通胀率保持在6.3%-6.5%之间。
       三、营商环境

       法治环境逐步改善，但整体来看人为因素干扰依然较强，司法独立性薄弱，法律法规健全性、透明度较低。从立法、司法独立性层面上看，随着新宪法生效，在过去的五年中，缅甸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色彩更加明晰，尤其是立法机构的独立立法的能力进一步强化，并成为直接驱动缅甸从集权制向三权分立过度的推动力，但整体而言，缅甸法治水平依然有限，司法独立性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关键法案通常需要SPDC批准，而委员会中多数为军人代表（11个成员中，6名为军官，其中包括缅军总司令）。尽管近年来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军方在决策机构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军方利用其在议会的力量影响立法、司法程序和结果的情况依然存在。缅甸议会一度在军方操纵下与行政、司法机构之间产生严重对峙，并引发2012年宪法危机，导致联邦法院9 名法官集体辞职，同时议会修改了联邦法院的相关法律，使得议会具有更大的权力来干涉法院的决定，并由议会决定法院院长人选，院长需要向议会负责。这一事件突出显示了缅甸司法独立性的薄弱。从司法执行的层面上看，整体而言，缅甸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依然不健全，法律政策透明度低，司法与执法环境差，行政机构对法令的执行比较模糊，人为操作余地大，中央与地方经常出现政令不统一的情况，地域性法律法规也存在冲突。尤其是贸易投资法令在执行过程中的变化很大，常随着司法官员的变迁而改变，不可预见因素较多。
       法律保障下外资遭受国有化的风险较低，但搁置风险依然突出。登盛政府执政后，在2011年8月首次召开的国家经济发展改革会议上，宣布修改《外国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2012年3月，缅甸联盟议会批准外商投资法修订草案，显示对外商投资政策的重大调整。新法的规定避免了项目被缅甸国有化的风险，但也面临着缅方以所谓“ 充足的理由”来搁置项目的风险，此前由我国投资的密松水电项目曾因缅甸民间反对而遭受项目搁置并造成巨额损失。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该法明确规定在缅甸边境线10英里范围内的外国投资项目，只能在缅甸政府制定的经济区范围之内。目前中国在缅投资的替代种植项目，大部分并不符合这条规定，由此带来了较大的法律风险。
       目前缅甸仍处于全球最为腐败的国家之列，政府反腐措施得虽到一定积极效果，但除大城市之外影响有限。缅甸的腐败现象一直比较严重，表现在政务不公开、不透明，行业贪污腐败和索贿受贿现象较为突出。2012 年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评估指数显示，缅甸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176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72 位。登盛在任期间曾呼吁政府要加紧治理腐败和贿赂问题以提高施政能力，改变低效的官僚作风，并要求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2013年1月，登盛建立了由副总统为首的九人反腐委员会治理腐败问题，并要求信任部长和官员公开个人资产。同时立法机关也在讨论通过新的反腐败法，以取代1948年的反腐败行为规范。整体而言，打击腐败和滥用职权正在慢慢的成为登盛政府国家治理的重点，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如仰光和曼德勒、内比都等腐败现象得到较好的控制，但其他地域，尤其是基层政府和民族邦区域，腐败现象依然较为突出。
       长期缺乏高等教育使得缅甸劳动力素质较低，投资面临的人力资源瓶颈较为明显。缅甸人口识字率超过90%，但高等教育水平非常低。根据缅甸政府统计年鉴（2006），大学生仅占总人口的1%。由于历史上缅甸的反政府示威活动通常兴起于大学, 因此过去20 多年里，缅甸的大学、尤其是仰光大学一直受到最严厉的管控，缅甸军政府采取过一段时间就关闭大学的手段（1988年示威游行后关闭三年；1996年示威游行后关闭四年）,大学教育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大学教育的荒废导致目前缅甸25－45岁年龄段的人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造成缅甸各个行业（除军方机构吸纳较多人才外）都极度缺乏高等教育人才，对缅甸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从教育投入上看，缅甸未来高等教育投入依然不足，2009/10年，缅甸教育预算仅占GDP的1%，同期国防预算超过GDP的20%。2011/12年预算中，教育占4.13%（3.5亿美元），国防预算占23.6%（20亿美元）。尽管在2012/13教育费用提高到整个预算的4.9%，但依然是东南亚国家中最低的，因此未来中短期内缅甸劳动力素质状况仍不乐观。
       四、汇兑情况
       受缅北战事以及选举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外资流入或将回落，国际收支改善状况或将难以持续。受经济改革后内需扩张的影响，缅甸2010/11财年至2013/14财年经常账户赤字比GDP分别为-1.2%、-1.9%、-4.3%和-5.4%，同期的经济改革利好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年均流入量约占GDP的5%左右，从而较好的覆盖了经常账户赤字，并推动了国际储备的快速增加。2012/13财年缅甸国际收支平衡为GDP的3.8%，国际储备则从2010/11财年的8.5亿美元增加至2013/14财年的45亿美元左右，进口覆盖倍数为2.9%，达到国际警戒线的最低标准。尽管国际机构预期受未来经济改革的利好影响，缅甸外资流入额将进一步加大，同时支持更高的外汇储备积累和进口覆盖倍数，但我们对缅甸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预期持保守态度，原因在于缅北政治局势的潜在变化以及社会风险对缅甸外资流入，尤其是中国外资流入的制约作用将较为显著。
       受政治改革因素影响，缅甸外债问题压力将逐步减轻。缅甸外部主要债权人为16个主权国家以及国际开发协会（IDA，世行附属机构），亚开行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2011/12财年，缅甸外债余额为153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27.3%。2013年巴黎俱乐部宣布免除缅甸部分外债后，截止2013年底，外债余额约为137亿美元。
       汇率走势受多重因素综合影响贬值压力逐步加大。2012年4月缅甸结束了维持35年的本币币值严重高估的固定汇率制度，并引入以市场为基础、并加以调控的浮动汇率制度。2011/12财年至2013/14财年之间，缅币对美元汇率从5.6:1贬值到964:1%。进入2015/16财年后，由于缅甸政府卫生和教育预算和行政支出增加、公务员加薪、政策性调整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国际贸易逆差加大、缅北战争，加之大选年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得外商投资新项目审批处于停滞状态，外资进入一定程度上收到抑制，导致缅币开始大幅贬值。缅甸政府采取了多重办法以控制缅币贬值，要求缅甸国内的所有交易都必须使用缅币，限制以美元为主的外币流通，同时直接面向进口商销售美元，取消中间环节，以减少中间商抬高美元汇率的方式控制汇率，但缅币汇率波动仍未稳定。
       缅甸实行外汇管制政策，但目前对汇入汇出的自由度有所放松。缅甸政府规定未经外汇管理局负责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在起国内买卖、借贷、兑换外汇。缅币不得出入国境，但同时根据缅甸贸易部（91）7号令，在中缅边境地区的边境贸易可以使用人民币和缅币。目前除外汇管制当局特别批准保留外汇的情况之外，非贸易外汇收入必须上交，但外汇当局对居住在缅甸，且与官方业务有关的外国国民给予特许。虽然缅甸尚未解除外汇管制政策，但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缅甸外汇汇入汇出的自由度与前期相比已经更为宽松。缅甸外商投资法第39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况的外国企业的资金可通过涉外银行汇往国外：一是外资输入人应得的外币资产,二是外资输入人应提取的外币资产,三是从外资输入人年利润中扣除税收即其他费用后的纯收入,四是扣除税收及家庭成员生活费用后的外籍职员的收入。
       五、双边关系
       双边政治关系长期保持良好态势，受边境战事影响有限。中缅关系继续由缅甸在1988—2010 年间基本上形成的向中国“一边倒”的态势，转向中国为缅甸多边外交中的最大一边，并继续推进双方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2015年初果敢地区武装冲突问题对中缅政治关系造成较大的冲击，但长期来看，中国对缅甸的地域、经济、民族关系及现有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影响优势仍然存在，尤其是经济关系中仍然占有主要地位没有发生变化，而缅甸的政治稳定、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在很多方面还是有赖于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因此从缅方来看，对华友好依然是民主化进程中外交政策的既定方向。缅方对中方重大关切和近年来重大倡议的支持，欢迎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同意加强协调配合，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前期工作。同时双方合作的领域和合作机制也较为全面，包括两国高层交往，议会、政府、司法机构和政党之间各层级团组互访与友好合作，保两国外交部副外长级之间的不定期磋商机制，两军和两国执法部门加强友好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提高两国边境管理合作水平，及时就边境事务对华影响进行沟通。
       对缅投资受社会风险影响大幅下滑。根据缅甸中央统计局统计，2013/14年，中国已成为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缅双边贸易额达到101.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缅甸出口73.4亿美元，缅甸对华出口28.1亿美元。中国对缅甸出口产品以成套设备与机电产品、纺织品、摩托车配件和化工产品为主，从缅甸主要进口原木、锯材、农产品与矿产品。新政府执政后的民主政治形势发展，对中国企业对缅投资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中国企业承建的多个水电站项目有的已并网发电，缓解了缅甸电力紧张的局面，但有些项目因社会风险原因运行并不顺利，在建项目遭遇搁置风险。中缅密松大坝工程和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2011年中缅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0.7亿美元，同比增长0.9%，完成营业额3.2亿美元，同比下降43.2%。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在缅甸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108.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2.2亿美元。2013/14财年度中国对缅甸的直接投资骤减至2012财政年度总额的10%以下。2013/14年中国在缅甸全年投资额约为2000万美元，锐减至2012/13财年约4亿美元的1/20，与高峰时期的2010、11财年（约82亿美元）相比，还不到1%。目前中国在缅甸投资总体趋于谨慎观望，尤其在矿产采掘、能源开发等带有大型基建设施投入的项目上，基本处于新项目投资停滞状态。
       六、投资与合作机会

       能源投资、能源采掘方面仍将是缅甸对外吸引投资的政府主导型行业。缅甸政府支持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的外资投资项目、出口项目，以及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力密集型项目，鼓励农业、畜牧水产业、林业、矿业、能源、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行业。截止2014年3月，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在缅甸12个领域投资685个项目，总投资额达到642.2亿美元。从行业上看，电力投资192.84亿美元，位居首位，石头与天然气投资143.72亿美元，制造业约为40亿美元，矿产类28.62亿美元，酒店与旅游业投资18亿美元，农业投资2亿美元。其中我国（含香港、澳门）投资约为210亿美元，主要投资领域为电力、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矿产采掘。缅甸政府在新的《外国投资法》中体现的政策导向中，特别强调外国投资对开发资源以保障内需和扩大出口的作用，并明确提出外国投资要用来发展“国家电力及能源等基础设施”。
       鉴于前期密松、莱比塘等项目搁置的情况，中短期内，中国投资进入资源开发、尤其是能源转移性资源开发的领域投资机会降低，电信业、旅游业投资机遇凸显。而随着缅甸政府将要把以往政府垄断的核心产业向民间开放一些产业将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在缅投资也可考虑向其他新开放行业发展，如电信业、酒店业和银行业等。电信业是缅甸政府近年希望发展的基础产业之一，2013年开始，缅甸政府已逐步放宽了外资投资电信业的限制。缅甸电信基础设施落后，覆盖面窄，通讯效果差、电话初装费和手机入网费成本较高，目前仅有20的人口拥有移动及固定电话，产业前景相对乐观。而旅游业因开放政策已经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饭店与旅游业的发展机会较好，2013/14财年赴缅甸游客达到将近225万人次，比2012/13财年的130增长73.08%。
       七、风险提示
       政治自由化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较多，政治前景不确定性较高。中长期看，由于在昂山素季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进程中，不同政治力量对缅甸现行宪法的合理性与未来修宪方向缺乏共识，因此缅甸长期政治走向的不确定较高，不能排除军方单方面中止、停滞政治改革进程的可能性。
       民族分离势力造成社会稳定性较差，对中国投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由于在缺乏国家认同背景下快速推进政治改革，导致的宗教和民族矛盾冲突快速显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分离主义，尤其是缅北、缅西方面，对中国投资者对缅投资，尤其是跨区域资源转移性投资的直接负面影响较大。更为重要的是，中缅政府在后者处于军政府时期的密切政治经济关系导致缅甸政治改革后，民间对华投资态度出现较大转变，整体而言，与前期仅需要缅甸政府批准即可进行的模式相比，未来对缅投资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当地民众与社团组织的共同认可，这将进一步加大了对缅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
       未来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近年来较高的矿产资源投入意味着经济体在未来衍生荷兰病的可能性偏高。中长期而言，鉴于缅甸各个产业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人力、技术资本投入的重不足和人为的政策倾斜影响，目前缅甸已经显示出一定的“资源诅咒”的特点，资源类投资显著高于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等领域投资，同时由于该国其他行业缺乏许多投资的先决条件（如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等），未来资源采掘业快速发展并主导国民经济并形成路径依赖可能性加大，可能将缅甸推动为国际能源价格敏感型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