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期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将155个国家或地区政府采取的各类措施分为四类：一是暂时禁止或限制部分医疗物资出口；二是暂停部分或全部往返中国的航班、列车、船舶；三是关闭全部或部分口岸；四是对人员入境实施限制性措施。中国企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一环，与各国当地企业同样受到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业务发展有喜有忧：2020年1月，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折合83.2亿美元，同比下降9.5%；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折合156.5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1%，表现亮眼；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员1.9万人，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7.2万人，数量规模10余年来基本保持稳定。2月，随着疫情态势的发展，我国“走出去”相关业务面临新的内外部环境的挑战。尽管短期内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通过合理应对措施，可能进入更好的发展空间。中国工程企业，在后疫情期的国际化发展中仍将大有可为。

       思考一：经济全球化浪潮是否会进入退潮期？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力来自各方通过更广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优化，实现互利共赢的事实，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大幅降低跨国合作的成本，WTO经贸规则保障了各方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平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上述全球化的基本动力并未造成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出现因本国防疫需要而禁止相关物资和原料药出口的政策，脱离全球化转而封闭带来的成本远非各经济体可以承受。在国际化大生产和服务的背景下，脱离国际价值链分工意味着该经济体必须形成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产业体系，能够获得包括能源、原材料、资金、劳动力、知识技术等各类要素输入，同时能够实现产出与需求的持续平衡。对于几乎所有经济体而言，封闭发展要么造成成本的上升，要么引起社会福利的下降。在疫情带来的阻碍经济要素流动实际影响逐渐减弱后，经济体各企业间开展合作的信心势必会逐渐得到恢复，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不仅不会减弱，还可能在积累力量后快速增强并超过原有水平。在当前全球化发展的大势下，任何经济体都很难限制和彻底阻断输入性传播，大概率地通过限制性措施拖延病毒传入的速度。但限制性措施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随着政策实施周期的延长而逐渐加大，也会更有力地推动经济体加速回归全球化协同发展模式。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使各方加快对改进全球化制度环境作出反思，为全球化的改进提供更好保障。

       思考二：互联互通是否必然削弱各方风险防控能力？

       工程企业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提高互联互通水平是降低各类经济要素流动成本、提高配置效率的重要模式之一。互联互通意味着可以低成本地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缩小空间距离、降低时间成本，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可能，也意味着社会中各类人员可以更有效地用好有限资源，创造更大的价值。确实，互联互通可能为包括疫情在内的局部风险得以更快扩散和传播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但互联互通本身并不局限于硬件的联通和交通工具的使用。飞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并不会因为担忧疫情扩散而被搁置不用，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与高速互联互通相适应的管理系统。事实上，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改进与相关软件条件的结合，可以大幅增加互联互通带来的收益，互联互通的智能化将进一步压缩可能的负面影响或风险。各经济体内部和相互之间，即便因为防控疫情需要而做出临时性限制，也会受益于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对防疫物资、人员流动和集中的支持。即便对于人员的流动，如果能够在强化识别能力的基础上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则更有利于在防范疫情扩散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活力。传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附加现代信息元素，有可能实现对疫情扩散路径的跟踪，并在准确判断的前提下提前付诸行动，尽量减少对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新型基建项目可能在未来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为有准备的中国工程企业带来更多回报。

       思考三：新冠肺炎疫情会削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优势吗？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位居全球前列，企业投资分布广泛，与东道国实现了互利共赢。2020年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3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在整体投资额下降的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投资同比增长了19.5%。企业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等领域。制造业是中国企业面向不少发展中经济体的重点投资领域，其既是中国制造全球竞争优势的体现，又符合东道国推动制造业发展、创造就业并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的诉求。对租赁、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与中国国际贸易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和中国消费者需求持续扩容升级的大背景下，这些领域有着旺盛的活力。即便是对采矿业的投资，也是基于企业把握经济发展机遇、看好能矿产业投资未来价值的判断。新冠肺炎疫情并不会对上述投资行业领域的基本条件产生根本性影响，也不会改变投资合作双方的意愿。近些年来，工程项目的人员本地化程度越来越高。对自中国入境人员的限制，并不会因劳动力不足对在建工程项目进度造成较大影响。即便疫情发展和蔓延态势日益严峻，工程项目实施场所相对较为封闭，若措施得当风险相对可控。同时也应该看到，投资活动对前期的商务考察、商务谈判和经营管理等人员跨境流动的依赖性依旧较高，对人员跨境流动的限制措施确实会造成相关投资活动周期延长，甚至难以完成。但是，在疫情全球扩散的背景下，各国潜在投资者同样面临类似约束和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优势并未因限制措施而会被明显减弱。

       思考四：后疫情期中国企业“走出去”外部环境有何变化？

       随着疫情的发展，各方应对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市场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情形。公共卫生管理能力较强的经济体可能经过相对较短的时间达到疫情峰值后逐渐下降，跨国经贸合作活动相应进入较快的复苏进程。而缺乏足够公共卫生管理和病毒防控、重症治疗条件的经济体，则可能因疫情不仅造成经济社会功能的严重受损，还可能长期处于疫情肆虐的高风险期，导致跨境经贸合作难以有效开展，并可能成为疫情再度全球暴发的策源地。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疫情的处理和控制需要全球行动，对公共卫生国际合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国际协同将提出更高要求。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的快速建成并投入使用向全世界展示了工程建设的“中国速度”，成为中国工程行业的品质体现，为各国抗击疫情增强了信心和提供了工程支持。作为全球遭遇疫情冲击巨大且可能率先从冲击中恢复的国家，中国经验和做法引起各方关注。中国工程企业在后疫情期“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可能受到东道国关于上述领域更深入、广泛合作的邀约。在疫情初期对所谓“中国病毒”的污蔑以及因此出现针对华人的攻击事件，既会因中国疫情处置效果明显而不再升级，也会因后疫情期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行为和表现而发生变化。当然，心存戒心或恶意诋毁仍可能无法避免，有可能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思考五：后疫情期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如何行动？

       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形象，工程企业国际化经验丰富，会接触到更多东道国的基本社区单元和劳动者。不论是正在进行的工程项目，还是未来合作，与此前相比，受疫情冲击的全球经济将发生较大的变化，需要中国企业做好准备并采取更为灵活的应对举措。中国企业在后疫情期要有责任和担当，也需要对可能的误解和不信任做好准备，提高沟通能力，通过换位思考寻找继续合作的可能模式。企业应尽量争取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通过善意合作帮助东道国合作伙伴解决困难，争取更多的信任。同时应该认识到，疫情对各方的冲击都不小，多数合作伙伴在疫情后开展国际合作的意愿更为强烈，希望能够尽快弥补疫情对前期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通过合理沟通，对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做出相应调整，更有利于双方增强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疫情防控期，尽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减少，但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经贸活动发展迅速。近年来，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发展空间巨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内和更广泛地区都有着巨大需求。中国企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从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到相关服务，已经逐渐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发展和保障能力。通过“走出去”加强国际合作和网络建设，中国企业将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不仅尚未形成普适的规则，而且在软硬件环境和市场定位上都还在不断调整和发展。与有着不同发展基础、目标和市场的东道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合作，中国企业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贸合作，为双方互利共赢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作者：周密）